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制订，就成为教育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大事，其间，教育部两次公开征求意见，都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有消息称，教改规划纲要将于不久陆续出台。笔者最近和有关接触教改规划的人士交流得知，如何取得突破，成为规划纲要出台的难点。

　　能否动真格，无疑将成为此次教改规划纲要制订成败的关键。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教改纲要制订，从一开始就陷入悖论：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的教改，能够“动真格”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吗？如若政府部门不愿意放权，教改又谈何动真格？

　　比如，就高校行政化问题而言，要高校淡化行政化色彩，回归教育本位，根本途径有三：一是建立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高校获得的拨款，不受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亲疏影响，政府部门从掌握财权，到转变为监督教育拨款委员会按照人大审批的预算向高校拨款；二是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将高等教育法规定的高校招生自主权、学科专业设置自主权、科学研究自主权等归还大学；三是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把高校“变为”真正的教育机构、学术机构，这是校长的职业化与公开遴选的基本前提。

　　从国外大学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经验看，政府部门作为举办者，履行教育投入责任以及监督学校依法办学，而不直接参与办学，是政府和高校各司其职，并不会影响高校的办学质量。而且，政府部门还可以通过参加公办学校理事会的方式，掌控学校的发展战略。但是，推行以上改革，意味着相关政府部门失去财权、人事权，无法把高校的领导岗位变为解决行政官员升迁的驿站，对此，政府部门有积极性动真格吗？在官本位的社会现实中，高校不能没有行政级别，没有行政级别，将意味着高校没有地位，学校领导没有成就感，难以获得社会资源，如此等等——— 把行政级别、官场地位作为大学办学的成就，这本身就是需要革除的荒谬景象。

　　再比如，就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而言，要使各地各校的义务教育质量大体一致，需要改变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简单地说，就是加强省级统筹，由省级财政统一配置各地的教育资源，缩小同省内部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差距，实现省内教师资源的轮换和共享。事实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单单牵涉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利，还事关基础教育的素质教育推进——— 正是由于各校存在严重的办学质量差异，才有选择幼儿园、小学入学以及小升初的择校热，以及对应择校热的培训热、考证热。无论根据财力，还是财务管理的技术，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政府部门下决心，目前，在农村特岗教师的招聘中，就已经尝试推行省级统一招聘。

　　但是，在均衡义务教育发展中，虽然义务教育法明文规定了政府的职责，但各级政府部门却很不热心。问题同样是，这动了政府部门的“奶酪”。道理很明了：义务教育不均衡，家长必然有择校，择校意味着有利益交易空间，如果各个学校的办学质量均衡，没有了择校，又从何处谋求收入呢？因此，对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少地方政府总以各种理由搪塞，或说财力不充分——— 政府部门在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大建形象工程时从来不缺钱——— 或说老百姓有反对，因为一均衡，好学校就没有了，满足不了大家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要。(谁说均衡就是降低所有学校的办学质量，而不是把每一所学校都办好？)

　　改革的突破，本质上就是打破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实现利益重组，存在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阻力，是在情理之中的。但是，如果改革本身就由既得利益者来牵头，取得突破当是难上加难。虽然在制订改革方案的过程中，有民意听取的过程，但是，究竟听不听民意，哪些民意会被采纳，并不是民意说了算——— 譬如听取高校领导对行政化的意见，他们会有什么意见呢？

　　在教改规划纲要制订进行到关键时刻，笔者作如下建言。其一，教改方案不能只有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一套、一个版本，而应该有多套、多版本，以充分体现各方的意见，汇聚各方的智慧；其二，教改方案不宜拘泥于若干教育举措，而应注重整体制度框架设计，因为教育问题是环环相扣的，只解决某个环节，而不注意其他环节，改革必难推进，比如建立自主招生制度，却不推进大学的校内学术民主管理；取消中学文理分科，却不改革高考制度；其三，各套教育改革方案，应提交人大听证、比较、优化、审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改革只有在各方利益充分博弈基础上，按照教育发展规律推进，才能取得突破，而不至于在现有利益格局下，做换汤不换药的局部调整，这对老百姓而言，将难获改革实惠，而只会被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