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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给定资料
1．近年来，学校的学业负担让很多学生不堪重负，长时间的课业学习不仅让学生们得不到充分的休息，也让本应属于他们的欢快的课余生活被枯燥的课业学习所取代。减负政策的实行仿佛让学生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在减负政策逐步推行的过程中，部分政策其实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任何政策在实施时都难免会出现政策执行不到位、达不到改策目标等“失真”现象，减负政策也不例外。美国著名行政学者G·艾利森指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减负政策的最终执行者是学校和教师，因而他们的行为和做法对是否切实落实减负政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落实好减负政策关键之处在于减得适度。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有些学校为了应付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检查，大肆宣扬要执行减负政策，却只是停留于“喊口号”；很多学校把音乐、美术、体育等“副科”课时数“减”掉大半给语数外等“主科”，越“减”越重；还有很多学校一味地削减课程，减少课时数，限制家庭作业时间，将减负政策直接简化为“减时间”政策，“减”到不顾教学质量。种种现象都证明了减负政策失真”这一不争的事实。
虽然教育部一再强调落实减负政策的重要性，但并未引起学校的足够重视，很多学校在执行时都只是敷衍了事，或者象性地做出一些规定，比如减少家庭作业，减少考试次数等，同时监督机制的缺失也使得这些制度仅仅成为“口号”。“分数至上”“升学至上”依旧是学校的着眼点，他们认为，减负再减也不能减分数，不能减升学率。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国8省近1400所学校中普遍存在着体育、艺术类课程开设不足等问题。这些学校及教师对减负政策的内容和目的也不是很了解，对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使得减负政策难以真正落实。
对于现在的学生而言，中考和高考是他们人生的两件大事。九年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缓解了“小升初”的压力，但中高考对于学生们来说还是“压力山大”。这也使得减负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屡屡受挫。虽然大学出现扩招的趋势，但高考难度并未降低，学生们的压力依旧有增无减。减负政策在成绩、升学、名望面前，形同虚设。加之古往今来，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现在的家庭又大多是独生子女，所以就更把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抽样调查显示，在北京有87%的中小学生利用课外、周末及假期时间参加校外辅导班，平均每个学生至少参加2个。很多家长存在从众心理，别人都给孩子上辅导班，自己也不能让孩子“掉队”。很多家长对减负政策持保留或不支持的态度，觉得减负之后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他们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的这些做法不仅加重了孩子的课业和心理负担，更是阻碍了减负政策的有效执行。
要想让学生切实减负，改革考试招生制度迫在眉睫。现行考试评价方式比较单一，且以终结性评价为主，主要采用试卷的方式，命题形式呆板都是固定答案。因而，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对切实落实减负政策来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应监督学校做好减负政策宣传工作，使每一位教师、学生和家长都明确减负政策的目标和内容，以促进素质教育的顺利推行，使学生切实减负。另外，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家庭教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不容忽视。家长应转变自己操之过急的心态，不再给孩子施加更大的心理压力。
2．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我国新生儿的出生率有所提高，但不少儿科医生却表示压力很大。
“哪里不舒服?”“发烧吗?”“咳嗽吗?”“吃饭怎么样?”某医院儿科医生W一边用压舌板查看患儿的咽部，一边询问患儿家属并做出初步判断，迅速地填病历、开检查单，为孩子做进一步的检查。
“我们这边快要忙疯了，前段时间的流感高峰期，每个晚上急诊的接诊量六七百个都算是正常的数字。家长过来挂号之后，我们只能告诉他们要四五个小时才能看上病。”事实上，W应当算是“救火队员”—因为人手不够，作为儿童保健科医生的W被临时安排到急诊。
“儿科医师紧缺是全国普遍性问题，建议国家层面在有条件的高校单独开设儿科专业，并向偏远省份定向培养儿科医师。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加大儿科的招生规模。”在W看来，在呼吁医学院校恢复举办儿科专业的同时，也希望社会上对儿科医生给予尊重理解，并在薪酬分配上有所倾斜。
“累还不算，收入还低，据我所知，儿科在全国绝大多数医院里的收入一般都是倒数的。”W的话并非空穴来风，调查数据显示,84%儿科医生认为收入低于所属医院医生的平均收入。即使是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儿科医生或者主任、副主任级的儿科医生，选择“感觉收入低于所属医院医生的平均水平”的比例也非常高。在受调查的儿科医生中,36%儿科医生的税前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76%收入在5000元以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比例仅为24%。
那么，为何儿科医生的收入较低呢?W认为，这与儿科患者的特殊性有关，“医生的收入是由基本工资加奖金构成的，其中基本工资各科室是差不多的，但是奖金要比其他科室少很多。在我们医院医生的收入没有跟药费、检查费挂钩，小家伙们看病一般就是收注射费或是床位费，没有别的特殊治疗，这样的话科室很难有更多的收入。像成人科室可能会做个介入治疗，或者是进行手术，像其他科室特殊治疗的费用会比较高一些。相应的，医生的奖金也会比较高。但是儿科的治疗手段一般比较简单，小孩子的病一般用药治疗很快就会痊愈，周转率很高。周转率高，医生的工作压力就会比较大，感觉比较累，但是收入却并不高。”
为此,2016年，国家卫计委联合国家发改委、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关于印发加强儿童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与发展意见的通知》指出，儿科医生待遇问题实行优绩优酬、同工同酬的总体要求。在医疗机构内部分配中，充分考虑儿科工作特点，合理确定儿科医务人员工资水平，儿科医务人员收入不低于本单位同级别医务人员收入平均水平。
“又穷又苦又累，医患关系又不好处，儿科医生的压力真是大。”W无奈地笑称，在全国挨打最多的医生中，儿科医生和护士大概是排在前面的。由于患儿大多数无法清楚地描述自己的病症，往往都得通过家长代为转述或者是依靠查体，在诊疗过程中患儿感到不舒服就会大声哭闹，“家长心态不平和，孩子一生病哭闹，家长的情绪就会很崩溃，容易焦虑，对医护人员发脾气是很常见的。很多家长关心孩子，问得很仔细，一个人会提出十几二十几个问题问你，你都要一一回答，不然家长觉得你不认真，在敷衍他们。所以，你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去应对家长”。
“实际上，很多患儿的病并不属于急诊疾病，八九成的患儿根本用不着看急诊。急诊资源应该用于救治危重症患儿，普通发热没必要到急诊扎堆就医，家长应该学会一些儿童常见病的居家护理知识，这样也能缓解一下儿科医生的压力。”W说道。据统计，该院3年来40万人次的急诊病例中，超过八成属于非紧急病症，按照分级制度，本来可以选择看门诊，而不必去挤急诊。该院有关负责人也表示，医院在院内发放了有关儿童发热等常见病护理知识的宣传单，希望能帮助家长区分普通发热和需要到急诊报到的危重症。
3．周忠和有三个身份—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这三个身份让他成为科技体制改革最热忱的呼吁者和科技体制弊端最直接的体会者。
在这三个身份里，所长的身份让周忠和切身体会到科研人员心中最大的无奈。作为所长他不想让所里的科研人员疲于奔命地申请项目、申请“帽子”，希望他们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科学问题。但是，当研究所被时代的潮流裹挟着前进时他又不得不放任科研人员为了研究所的生存与发展而随波逐流。他常常为此自责：“真是有点‘逼良为娼’。”
于是，他通过前两个身份，不停地为科技体制改革建言献策。每年全国两会，他参与和提交的提案里，一定有一份是和科技体制改革有关的。两院院士大会上，科技体制改革是他密切关注和呼吁的内容。
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到“项目多、帽子多、牌子多”的现象，反映了科技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杰青”“优青”“长江学者”“千人计划”……如今，在中国科研界，科研人员要追逐的“帽子”太多，这种“帽子”乱飞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凸显。”
某某发展中心、某某创新基地、某某重点实验室、某某研究会…科研单位门口挂着金色或银色的金属牌子若干，基本算是标配；科研人员写文章，署名后面也常跟上三四个机构名称，以示重量级。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各种名目的“牌子”在学界流行开来，一发不可收拾。
青年科学家社会责任联盟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认为，当牌子带着资源而来，大家都忙着抢“牌子”，其实是在分资源，会严重影响整个学术生态。
而在周忠和看来，“三多”现象中“项目多”的问题最为复杂。
“这几年，国家对科技的投入力度值得赞扬。项目多是国家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带来的，出发点是好的。”他说。
但周忠和表示，目前科技项目管理和设计还没有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比方说，国家对某个领域给了项目支持，有些地方政府为了体现对国家决策的响应和对科技的重视，也跟着布局类似的项目。“这样必然会浪费国家科研资源，浪费科研人员的时间和精力。”
在他看来，“项目多”之所以成了问题，根本症结在于项目设计过程中行政干预过多，“许多时候立不立项不是看科研价值和科学规律，而是看领导指示”。由于一些僵硬的规定，项目设计和预算管理的不合理或不充分也是科研人员申请许多项目的苦衷之一。
不仅如此，周忠和认为，项目“多”只是表象。“项目是真的多吗?‘多是相对于少’而言的，有多’必然就会有‘少’。”他说，“项目多”的情况只是集中在政府部门认为是“热门”的领域，“冷门”领域项目资源紧俏。就基础研究的投入而言，相较发达国家，总体上我国并不充足。
他表示，在过去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科研的计划经济式管理有利于把有限的资源分配到国家最需要的领域，但是，我国科技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很多原先的做法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这就好比一个人生了病，医生当初下了猛药，初衷是好的，短期见效快，但是副作用太大了。”
“急功近利式的科研跃进，对成果立竿见影的期待，以及科研项目计划的政治化，已经破坏和透支了学术生态环境，生态修复将是一个缓慢长期的过程。”周忠和说。
他建议，要解决包括“项目多问题在内的“三多”问题、修复学术生态，科技管理首先要适应科技发展新常态，尊重科研规律，尊重学术共同体。
尽管无奈，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周忠和还是想方设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把科研人员“解脱”出来。比方说，不把科研人员申请项目的多少和是否有“帽子”作为评价科研人员能力的指标。
“不能把手段变成了目标。”周忠和说，科研成果不是用钱砸出来的，项目多不应该作为科研评价的指标，真正应当评价的是项目成果，“如果以少的经费和项目做出了大成果，那才是真的有本事”。
4．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村事业也突飞猛进，基层是党的全部事业的落脚点和依托，抓好基层就抓住了根本。基层干部任务重、头绪多、面临着来自工作、家庭、社会等各方面的压力，很多干部心理处于“亚健康”状态，不仅为其带来了极大的身心健康危害，也加速了基层干部的流失，严重影响了四个全面战略任务在农村的有力推进。
据调查，仅有8%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工作没有压力，却有92%的受访者认为，当前工作压力大。
新阶段出现农村土地改革、社保改革、不动产登记管理、扶贫资金政策的落实等新问题，都涉及农村社会和谐稳定，需要基层干部逐一排忧解难。这无疑是在考验基层干部的政策执行力和处理长期积累的老大难问题的能力。另外，近年农村上访的数量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统计，群众上访反映的最大焦点问题就是“三农”问题，“上访的80%是农民，反映的问题80%涉及村干部”。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利益格局尚在协调整合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利益意识逐渐被唤醒，并在实践中不断得以强化和提高，而且有由经济利益诉求向政治权利诉求转化的趋势。市场化深入推进，群众法制和规矩意识欠缺，致使民间不和谐因素增多，本该诉诸法律或者道德约束的矛盾都要基层干部参与协调化解，工作压力无形加大。
面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始终处在农村工作最前沿的基层干部还面临处置突发事件的压力。对于诸如农村群体事件、安全生产事故等急重难险事件，乡镇干部必须站在第一线。农村突发事件时有发生，危害程度不可预估，为了有效预防或减少突发事件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关键是要有科学的应急管理预案，有力的抢险救灾、恢复重建组织能力，这就对基层干部的能力素质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各级部门为层层靠实责任，传导压力，确保工作质量，均实行突发事件应急管理问责追责制，诸多指标采取“一票否决”制，处置不当不力，造成不良影响和局面，便要受到问责处理，给基层干部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
当下，少数群众中存在“不合作，不认同，不感恩”的“三不”心理。由于社会的发展，一些人对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农民增收困难、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官员腐败现象等情况怨气颇大，因此对待许多事情认识差异也很大，群众工作认同感差。当下，群众对政府依然是“有产有业不求你，交了税费不欠你；想啥做啥不理你，有了事情就找你，出了问题便骂你”的态度。调查表明，在社会信任方面，突出问题是群众对基层政府和干部的不信任、不理解。针对群众心目中的基层群众工作问题，有54.3%的群众认为基层职能部门工作效率低,37.2%的群众认为基层干部在与群众沟通方面存在问题,18.5%的群众认为基层职能部门千部工作责任感不强。
从基层干部精神压力的表征看，其内在压力主要来源于本人的经济状况、知识、能力、人际关系等因素。当前基层干部不同程度面临物质生活困难、知识更新困难、职业发展困难等三大类困难。部分基层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思想素质不高，独立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同时，基层工作的繁杂占用了大量精力，没有时间学习，因此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往往理解不透，认识不深，贯彻不力；传达贯彻上级决策部署时，往往打“折扣”，结果是群众“有一半听不懂，听懂的有一半不会做，会做的有一半没效果”。有的干部自身经济状况就十分拮据，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时，往往带头无方，致富无门，守摊子，混日子。
当前基层干部较往年增多，由于岗位编制、领导职数限制，人员内部来自工作编制、解决政治待遇、评优选模等方面的竞争也随之增大。竞争一方面有利于党政系统人事制度改革，激活队伍活力，提高干部素质，但同时也给中年干部带来巨大的压力，如对权力地位的担心、个人成就的焦虑、未来的忧愁等。
5．“记得有一天准备去贫困户家中查看上个月养殖的鸡仔长势，大清早刚到金银村村口，就接到电话，要求马上填报一份资料，盖公章后立即将纸质原件交到某区级部门。”石寨镇纪委副书记、监察办副主任林玉婷谈起这件事，显得很无奈。
以前，在走村串户时，时刻都要关注工作群，如对上级的通知没有及时回复、及时处理，就要挨批，甚至通报。有时正在群众家中走访了解，一个电话就得匆匆返回单位处理。
“现在，文件、会议精简了，督查考核规范了，特别是上次开了推进会，我们工作起来更有干劲了！”林玉婷高兴地说。
林玉婷说的推进会，是2019年4月16日，江阳区纪委监委召开的“2019年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会议明确指出,2019年是“基层减负年”“脱贫攻坚纪律作风保障年”，为基层减负是2019年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重点。
“少开会，少发文，不看广告看疗效。”该区扶贫开发局局长陈光红在会上表态时说，凡是上级要求制发的文件必须结合实际、可行管用，凡是能通过电话、短信、工作群协调解决的一律不发文不开会，坚决改进文风会风；凡是必须存留的表册，能利用大数据平台直接提送的不让镇街报送，能用电子文档不用纸质报送，能用扫描版不用上门报送，坚决精简资料表册……坚决改进工作作风。
“形式主义突出问题解决了，党员干部深入群众、走访调研的机会就多了，与贫困群众一道找出路谋致富的办法也就更多了。”江阳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钟菲表示，接下来，区纪委监委将组成工作组，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对为基层减负情况、“三个一律”落实情况进行明察暗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坚决整治扶贫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为切实为基层减负，该区从上到下全面清理扶贫领域文件表册、留痕事项、督査检査考核事项、宣传标语、扶贫工作日志、专用App、QQ群、微信群等留痕工作工具。严格落实“三个一律”，即凡是中央和省委未明确要求的各类证明、留痕事项一律取消，未经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批准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一律不得开展，基层设置宣传标语和宣传栏一律不得作出违背客观实际的硬性要求。2019年来，该区纪委监委对2个镇街和5个村(社区)资料报送、参加会议、受督查检查等情况进行明察暗访，收集问题7项。
“基层干部不应深陷文山会海、检查评比、资料报表的‘泥潭里’，应该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放在为民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上。”江阳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陈学军表示，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就是要落实好“基层减负年”“脱贫攻坚纪律作风保障年”要求，既紧盯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又深挖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作风问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保障。
6．有一次，鲁定公饶有兴致地问颜回道：“先生，您听说过东野毕很擅长驾马吧?”颜回答道：“擅长是很擅长，不过他的马将来必会跑掉。
鲁定公听了很不高兴，东野毕擅长驾马是众所周知之事，可如今，颜回却说他驾的马必会跑掉，不知颜回是何用心。便对着旁边的人说：“原来君子也会诬人啊！”
颜回听后，并没有辩白什么，退了出去。
在颜回离开后三天，掌管畜牧的官员突然跑来报告鲁定公说：“东野毕驾的马不听指唤，挣脱缰绳，车旁的两匹马拖着中间的两匹马，一起回到马厩里了。”
鲁定公一听，惊坐而起，急忙唤人派车将颜回召来。
颜回到后，鲁定公便向颜回请教道：“前几日寡人问您东野毕擅长驾马的事，先生您说，擅长是很擅长，但是他驾的马必将跑掉。不知您是如何预先知道的呢?
颜回起身答道：“臣是以政事推测出来的。以前的时候，舜帝善于使用民力，造父擅长使用马力。舜帝不穷尽民力，造父不穷尽马力，因此在舜王的那个时代，没有流民，而造父手下，也没有不听指示逃离的马。但现在东野毕在驾马的时候，虽然骑着马，拿着缰绳，姿态很端正，驾马的缓急快慢，进退奔走，也很合适，只是当经历险阻到达远方之后，马已经筋疲力尽了，他却仍然对马责求不止，臣是从这里推想到的。”
颜回观东野毕驾马，却以舜王政事断定有佚马之后果，看似二者之间并无关联，然而道理却相通，那就是：过犹不及，物极必反。
舜王为圣王，不穷其民力，人民安居乐业，因此没有流民。东野毕虽然有一套驭马的技术，但对马却无体谅之心，一味穷马力而奔波，马自然不堪忍受而出逃。
三、作答要求
1．根据“给定资料1”，谈谈对教育“减负政策失真”的理解。(20分)
要求：紧扣资料，有逻辑性。篇幅不超过300字。
2．阅读“给定资料2”，结合实际，就如何缓解儿科医生压力提出建议。(20分)
要求：内容全面，对策可行。篇幅不超过300字。
3．根据“给定资料3”，对“三多”现象加以分析。(20分)
要求：准确全面，观点明确，条理清晰。篇幅不超过300字。
4。请深入思考“给定资料6”画线句子“过犹不及，物极必反”，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联系实际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1)观点明确，认识深刻；
(2)内容充实，论证有力；
(3)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4)篇幅1000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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